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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2-13 22:57:32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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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长期以来,人们在从事文化交流或文明对话时,总是强调立足于特定文化的本位立场,在突出自己文化鲜明特征的前提下,来与他类文化或文明进行比较,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、独立性,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普遍性、共通性。

  于是,较量高低、争雄恃强也就成了文明冲突、价值分殊的常态,强势的文化会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而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、政治观、社会观,而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文化,则因不甘心被边缘、被消解而在压力前产生巨大的反弹,进行猛烈反抗。在这种情况下,文明的交流越深入,则冲突的程度愈激烈;文化的互动越频繁,则排斥的态势愈明显。非但不能和平共存,反而导致诸多误解与对峙。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,这样的结果,虽然令人悲哀,但却是不争的严峻现实。毕竟,在老子所追求的“鸡犬之声相闻,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理想社会生态里,文明的碰撞,文化的冲突,乃是不可能发生的。

  我认为,而问题的根子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同文明、不同文化时,其讨论的重点总是热衷于“求异”,而未能改变视野,将“求同”放在中心位置。应该说,是“求异”还是“求同”,是互相指摘,还是彼此欣赏,这对文明对话顺利畅达与否关系至为重大,对文化的包容也实具关键的意义,所谓立场决定态度,品格彰显高度。换言之,如果人们不能克服“求异”的价值取向,那么就必然无法体现“百虑而一致,殊途而同归”的文化宗旨,就会难以真正实现文明平等、文化宽容、人类和谐、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。

  所以,我们开展文化交流、文明对话,首要的任务是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观,基本立场当由注重“求异”转化为“求同”,改弦更张,拨乱反正。否则,必然是缘木求鱼、南辕北辙。于是乎,西方世界热衷于指责某些国家的“专制”,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一方,则又动辄贬斥对方尽搞虚伪的“民主”,也就成为了国际政治生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。

  这里,我们有必要率先厘定“文明”与“文化”的不同概念。文明与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文明是物化的,具体的,更多体现为物质性、实质性的形态,例如青铜文明、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,等等。有先进或发展程度上的不同,如工业文明一般情况下要较农耕文明来得先进;而文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。其是抽象的、理念性的,其本质则更多地体现为无形的精神力量,不同文化彼此之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,我们不能说基督教文化优越于儒学文化、伊斯兰文化,反之亦然。换言之,文明更多地呈现为“硬实力”,而文化更多反映为“软实力”。

  以政治文明、政治文化为例,在美国是通过全民普选,以选举人团得票多寡决定总统宝座的归属,即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;而在中国,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,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方式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,这同样是政治文明实现形式的具体反映。这两种是似为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体制,人们对它们的认同或喜恶也许会有相当的差异。然而,若以政治文化的概念来分析,那么,国的政治文化的宗旨与理念其实有着一定的相似性。即两者从根本上讲,政治文化的基点都是要实现“主权在民”的当代诉求,林肯的“民有、民享、民治”观念,与中国毛泽东倡导的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“为人民服务”,在某种意义上,或许可谓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。

  “观乎人文,化成天下”,文化的价值与功能,在于互为观照、互为包容、互为渗透、互为升华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不同文化都有其普适性的成份,普适价值不应该是西方文化的专利品。当然,说什么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天下,鼓吹所谓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侈谈东方文明主导明天的世界,也同样是片面的,偏颇的。

  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,亘古常新,就在于它的核心精神具有普适性。象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汎爱仁慈”、“刚柔相济”、“民为邦本”、“孝悌忠信”等等,皆呈现鲜明的“自强不息”、“厚德载物”的本质属性,它超越了时空,超越了族群与阶级,是我们今天进行东西方文化接轨与融合的重要资源。它与西方文化中“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”的价值观殊途而同归。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之所以同样包含“自由、民主、法治”等内涵的缘由。

  总之,提出和肯定中华文化的普适价值,是世界文化对话与融合的前提,而世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,则为引领未来新型世界文明的走向创造了最佳的契机。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,此为作者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论坛上的发言)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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